著名学者胡适是文学积极推动白话诗的先驱者。他1917年发表的改良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。1916年底，文学在美国留学的改良胡适，将其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刍议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，发表在第2卷5期上。文学接着，改良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刍议《文学革命论》进行声援。翌年，文学1918年5月，改良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。刍议于是文学，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改良第一步。

创作背景

胡适在就任北大教授期间，刍议积极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，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就是这篇文章，向封建文学主要是文言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，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。其后，他的一系列文章都提出文学革命要创造“活的文学，即国语的文学”，并率先用白话文写就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，写就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的话剧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应该视作白话文向文言文挑战的发难之作、开山之作。以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标题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，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，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。

1917年1月1日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五号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提出新文学八要点：“一、须言之有物；二、不模仿古人；三、须讲求文法、四、不作无病之呻吟；五、务去烂调套语；六、不用典；七、不讲对仗；八、不避俗字俗语。”。陈独秀称赞他的文章为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”。此文与后来陈独秀发表的《文学革命论》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檄文。[1]

文体形式

新文化运动之前，国人是用文言文写文章的，这是尽人皆知的。即古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，平时说话用的是直白的语言。白话文就是用直白的语言写成的文章，与目前我们写文章别无二致。这样算来，白话文的历史也不过百年。

白话文较之文言文，更加自由和开放，无掬无束，任由创新。而文言文则不同：它的写作和语言的使用有固定的格式。注重典故、骈骊对仗、音律工律，包含了诗、词、曲、八股、骈文等多种文体。

文言文的结构也非常复杂，如判断句、被动句、倒装句、省略句，此外，还有一些固定结构。这些“之乎者也”等的圈圈框框，把中国人紧锢其中。尤其是在当时传媒形式单一，仅靠文字来表达思想的年代，所有的人都用这种文学方式来写作，都是这样的之乎者也，这样的骈骊对仗，限制了人们的思维，创新意识更是在文言文上被遏制了。中国在文言文最鼎盛的时期，恰恰是中国科学、文化、思想、技术最落后的时期.文言文让国人更加中规中距,更加闭关锁国.因此，胡适、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，以白话为作为书面语言的主要表述方式。

主要内容

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，记者末学不文，何足以言此？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，辅以友朋辩论，其结果所得，颇不无讨论之价值。因综括所怀见解，列为八事，分别言之，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。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，须从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?

一曰，须言之有物。

二曰，不摹仿古人。

三曰，须讲求文法。

四曰，不作无病之呻吟。

五曰，务去烂调套语。

六曰，不用典。

七曰，不讲对仗。

八曰，不避俗字俗语。

文章解析

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直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之宣言或檄文，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。“须言之有物”是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第一点主张，按照胡适的解释，‘物’是指文章作者的情感与思想。这与韩愈等人的文学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因为“文以明道”就是强调文章必须有明确的思想，而“不平则鸣”所产生的感情，应该是既真实又健康的。第二点主张“不摹仿古人”，我认为也缺乏新意，它和韩愈所言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，写作时“辞必己出”，都具有本质上相同的蕴涵，即文章要创作，不要仿作。韩愈更以文章写作体现了这一理念，为其同道树立了典范。对于第三点“须讲求文法”，胡适并未加阐释，仅仅说“不讲文法，是谓不通。此理至明，无待详论”。

若以通顺作为“讲求文法”的准绳，则韩愈主张“文从字顺”不就是“讲求文法”吗？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第四点“不作病之呻吟”，即主张作品所含之情感必须真挚而健康，不要有“亡国之哀音”。这与韩愈的文学理念也很吻合，他所谓“穷苦之言易好”，当然就与“不平则鸣”一样，所流露出来的情感既非“无病之呻吟”，亦非“亡国之哀音”。至于第五点主张“务去滥调套语”，简直与韩愈等人的文学主张同出一辙，似乎更缺乏创意，因为韩愈也厌恶陈词滥调，曾在《答李翊书》里提出“惟陈言之务去”。胡适对第六点主张“不用典”特别重视，费了不少笔墨加以举例说明，但在我看来，它和韩愈等唐代古文家的文学理念也很接近。这是由于典故连篇的骈文曾盛行一时，反对滥用典故自然就成了提倡古文运动者的重要主张之一。

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第七点主张“不讲对仗”，是针对骈文和律诗，即反对诗文滥用排偶骈句，似乎同样是从唐代“变骈为散”的古文运动中取得灵感。总之，胡适的八点文学主张中，恐怕只有最后一点“不避俗字俗语”，拥有自己的“知识产权”。诚如胡适文中所言：“吾惟以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吴趼人为文学正宗，故有‘不避俗字俗语’之论也。”那么，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八点主张和韩愈等人的。

文学理念为何如此近似？是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巧合，还是另有其它原因?我们姑且存而不论，因非本论文趣旨之所在。我仅拟藉此阐明并强调一个历史事实：郭绍虞所谓“从隋唐到北宋，是文学观念复古期”，无论如何是难以成立的。唐代古文家的文学观(包含明道文学观)在中国历史上是进取性的，而不是保守的；是革新性的，而不是复古性的！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其所主导的古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甚至有着一个共同属性，即两者都属于文体解放运动。经过比较研究后所得的这一认知，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人文学观的历史价值与历史定位。

《文学改良刍议》这个从美国寄回来的精致新瓶里装的不尽是陈年老酒，还有一些新酿杜康，所以我认为其历史价值主要不在于八点主张，而在于胡适致力主张将明清“白话小说与元代戏曲列为“文学正宗”。因为小说“有不可思议”的支配人心的道德力量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梁启超在竭力抬高小说地位之余，还主张以新小说取代旧小说。因此，如果将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的发表作为传统文学观突变的标志，乃至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滥觞，也未尝不可甚至更为恰当。

创作者

胡适（1891-1962）安徽绩溪人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，先学农科，后改学文科。191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，就学于哲学家杜威，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。1917年以《先秦名学史》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
1917年1月，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成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被陈独秀慧眼识中，于《新青年》发表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。之后不久，二十六岁的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，讲授中国哲学史、西洋哲学史、英文学、英文修辞学等课程，很快成为北大的教学主力。同时，他积极参加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，反对封建主义，提倡民主科学，倡导白话文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。[2]接着，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《文学革命论》进行声援。翌年，1918年5月，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。于是，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。

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大文学院院长、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、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、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、北京大学校长校长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（位于台北南港）院长等职。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。

意义

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。但是直到公开出版的“中国现代文学史”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,有的仍认为此文所提倡的不是文学革命,仅仅是形式主义的改良,明显地暴露了胡适的“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”。

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“八事”,就其实质来说,究竟是革命的还是改良主义的,尚须认真研讨。笔者不揣浅陋,想谈点看法,就教于大家。“所谓革命者,为革故更新之义。”判定五四时期文学主张是否具有革命性质,重要的依据,是看它能否体现出“反对文言文、提倡白话文,反对旧文学、提倡新文学”的革命精神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精神。

参考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