仅以什么免(通俗西藏史)
各位喜马拉雅的俗西小伙伴大家好,藏史德云社的藏史老布,又来啦!免通
上期咱们说到,俗西南诏王皮逻阁在位期间,藏史唐朝和南诏的免通合作非常愉快,南诏也挺给力驱逐了几个跟着吐蕃的俗西势力。
但到了天宝七年(748年),藏史皮逻阁去世了,免通他儿子阁罗凤成了新任南诏王。俗西
阁罗凤继位后不久,藏史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就急转直下,开始了军事对抗。
双方关系破裂的引爆点非常怪异,居然来自于阁罗凤与姚州都督张虔陀的个人恩怨。
据说,阁逻凤按惯例带着王妃来拜见张虔陀。
结果张虔陀见到王妃后魂不守舍,屡次三番向阁逻凤索要,这事儿是个老爷们都不能答应啊,双方不欢而散。之后,张虔陀又“遣人骂辱之”,还在李隆基面前说坏话。
天宝九年(750年),阁罗凤发兵攻姚州,破城杀张虔陀,城中百姓“皆被移隶远处”。同时南诏继续进兵,攻占了姚州所辖的三十二个羁縻州。
刚才这段叙述来自于《旧唐书·南诏传》,由于旧唐书的史料价值,以前很多学者都认为,南诏的背叛是因为唐朝大臣欺压太甚所致。
也就是说,张虔陀是罪魁祸首,必须要背这口锅。
但如果这件事放在咱们之前讲的这些背景资料里看,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。
张虔陀为什么要这么做?
要知道,张虔陀可是姚州都督,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?干嘛非得要阁罗凤的老婆?
而且他为什么明明知道阁罗凤不能答应,还屡次三番的逼着阁罗凤低头?
在今天南诏太和城遗址内,保存着一块南诏德化碑。
这方碑刻是阁罗凤表示,自己叛唐都是迫不得已,希望继续和唐朝搞好关系。碑文中特意罗列了张虔陀的六条罪状,其中的第二、三、五条很值得玩味。
第二条说的是“诚节,王之庶弟,以其不忠不孝,贬在长沙,而彼奏归,拟令间我。”
这话的意思是阁罗凤有个弟弟,名叫诚节,估计是跟阁罗凤关系不好,被贬到长沙去了。张虔陀向皇帝上奏,把这个阁罗凤的眼中钉,又给 弄回了南诏。
阁罗凤认为,这是张虔陀在南诏内部掺沙子。
第三条说的是“崇道,蔑盟构逆,罪合诛夷,而彼收录与宿,欲令仇我 。”
这条里的“崇道”,指的是爨崇道,为两爨大鬼主,曾受封为唐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。天宝五年,爨氏捣毁安宁城,杀筑城使的反叛,爨崇道是主使人之一。
此事之后,南诏吞并了爨氏地盘,爨崇道也受到了惩罚。
阁罗凤认为两爨地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,所以他不允许摇州都督收容崇道,认为这是张虔坨在有意使坏。
第五条是说张虔坨“筑城收质,缮甲练兵,密欲袭我。”
张虔坨身为一州都督,筑城练兵是他分内之事,无可指责。至于“密欲袭我”,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,倒是确有可能。
但你不能因为他“欲袭我”,您就先下手为强,破洮州,杀张虔坨。
这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。
以当时唐朝南诏开始交恶的大背景来说,张虔坨在南诏内部扶持亲唐势力、拉拢爨氏贵族、“筑城练兵”,都是在执行唐朝的政策,南诏反叛这口大锅都让他背,多少有点冤得慌。
另外,在南诏德化碑里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,这就是张虔坨罪状的第一条,“吐蕃是汉积仇,遂与阴谋,拟共灭我”。
这条的意思是,吐蕃是唐朝的仇人,可张虔坨联合吐蕃,准备一起灭了我。
这条罪状要是真的,那事儿可大了。
因为联合吐蕃共谋南诏的事情,在整个唐史里面没有任何记载。
唐朝和吐蕃虽然打了一百多年,但对于联合吐蕃这件事,似乎唐史的作者并不是特别忌讳。
之前李世民打西突厥,曾经联合吐蕃一起出兵。
安史之乱后,唐朝也曾经邀请吐蕃出兵平叛。
这些在唐史里都有明确的记载,可邀请吐蕃一起搞南诏是真的没有任何记载。
那么从大背景的角度下,唐朝有没有可能和吐蕃联手呢?
说起来,唐朝和对手联合的例子倒也不是没有,唐朝在西域就联手大食搞垮了突骑施。
但大食和吐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,唐朝从来也没把大食当做主要敌人。整个唐朝能称为主要敌人的异族政权,一共就两个,北边的突厥,南边的吐蕃。这两个异族政权都是能直接威胁唐朝核心区的安全,而大食远在中亚,离唐朝的核心区有两千多公里。
另外,唐朝和大食之间有缓冲区,唐蕃之间可没有。
吐蕃在云南的势力范围,直抵浪穹诏所在地,也就是今天的洱源县。此地距姚州都督府直线距离只有140公里,可谓朝发夕至。
那么唐朝联合吐蕃搞垮南诏,又能得到什么,和吐蕃共分云南?
很显然这不是唐朝的战略目的,否则的话,唐朝就没必要扶持南诏,兼并其他五昭了。
这么看来,唐朝联合吐蕃搞南诏的可能性,无限趋近于零。
除非是张虔陀自作主张联系上了吐蕃,可唐朝设姚州的目的,在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写的非常明白,就是“西抗吐蕃,南抚蛮獠”。结果您身为姚州都督,非要跟朝廷拧着来,来了个“联合吐蕃,进攻蛮獠。”
您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?!
反过来再说南诏,吐蕃的势力范围可是直接压在南诏头上,洱源县离南诏的龙口城(大理上关)只有二十多公里,可谓近在咫尺。
阁罗凤都已经知道了唐蕃联手,还敢置后方空虚于不顾,调兵围姚州,破城杀张虔陀。
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?
综合以上各种背景,只能说张虔陀联合吐蕃,共谋南诏,很可能是阁罗凤故意抹黑。张虔陀和阁罗凤也不是所谓的个人恩怨,而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利益关系,从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结果。
就算是没有张虔陀,也会有赵钱孙李,各种虔陀!
反倒可能是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加强了,阁罗凤有了吐蕃军队不会南下的默契,才有可能攻城杀将。[1]
另外还要注意破姚州的时间点,当时唐朝已经决定惩罚南诏了。
《新唐书·玄宗本纪》记载:天宝八年(公元749年)十月,“是岁,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”。
《新唐书· 南诏传》也记载:“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,取安宁城。”
何履光带兵从岭南沿步头路北上,直接攻入了南诏的控制区。
这就可以看出步头路的重要意义了,有了这条沟通南北的道路,剑南唐军可北抗吐蕃、东控爨氏、西遏南诏、南抚安南。
所以唐朝在开通步头路、修筑安宁城的时候,才会造成那么大的反弹。
正是在唐朝已经动手背景下,阁罗凤才在天宝九年(公元750年)兵围姚州,击杀了张虔陀。
但攻破姚州,并没有影响何履光的进展,最晚在天宝十年,他“取安宁城及(盐)井,复立马援铜柱乃还”。[2]
唐军收复安宁城之后,打通戎州(宜宾)、嶲州(西昌)与安南都护府(越南河内)的交通路线。而南诏则是门户洞开、腹背受敌,再加上安宁城产盐,也让南诏失去控制滇中的经济手段。
所以,南诏拼死也要夺回安宁城。
这时候,唐军也发动起来了,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从戎州 (今四川宜宾)沿南溪路进军,大将军李晖由嶲州(今四川西昌)沿会同路开进,安南都督王知进沿步头路北上,三路大军分进合击,刀锋直指南诏。
南诏趁唐军尚未到达之际,出兵再次夺得安宁城。
然后,阁罗凤遣使到军中谢罪,表示愿意归还姚州的俘虏,重建姚州城,同时还威胁道:“今吐蕃大兵压境,若不许我,我将归命吐蕃,云南非唐有也。”
鲜于仲通也是有点飘了,认为南诏小顽,何敢抗王师,大军到日,便如沸汤泼雪。于是他囚禁了南诏使者,率兵直抵洱海地区,同时派遣大将王天运率军至点苍山后,拟腹背交袭南诏王都太和城。
阁罗凤见状,心知已无善了,遂遣使浪穹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,论若赞“通变察情,分师入救”。得到了吐蕃会出手相救的消息,阁罗凤准备拼死一搏,他令长子领兵拒王天运所部唐军,自己亲率主力迎战鲜于仲通。
由于丢了安宁城,得不到南路唐军的支援,鲜于仲通大败,损兵六万人,仅以身免。
白居易在《蛮子朝》一诗中写道:
鲜于仲通六万卒,征蛮一阵全军没。
至今西洱河岸边,箭孔刀痕满枯骨。
鲜于仲通的次子也在此战中力战而殁,可见战况之惨烈。
大败唐军等于是交了投名状,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。
关于两个势力的结盟,唐史里缺乏记载,所幸《南诏德化碑》和敦煌藏文史料有详细记载,可以补充缺失。
按照《南诏德化碑》的记载,天宝十年(751年)末,阁罗凤派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使团,其中包括王子、大酋等高等级贵族六十多人。这些人到达拉萨后,得到了吐蕃赞普的隆重接待。尺带珠丹命宰相持金冠锦袍等一大堆珍宝,赐为兄弟之国。
天宝十一年正月一日,又在邓川举行隆重的仪式,封南诏为“赞普锺南国大诏”,给金印,称东帝。并授长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,都知兵马大将军。阁罗凤遂改年号为“赞普锺元年”。
“锺”为藏语音译,意为“弟”,“赞普锺”即赞普兄弟之意。
所谓“大瑟瑟告身”是告身等级中最高一级,仅授给大贡论(即宰相)一级的官员。[3]
从上面的记载可见,吐蕃对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重视,约为兄弟之国的待遇,在吐蕃与周边势力的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。
不过,这些都是南诏的记载,会不会吐蕃根本没这么重视,他们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呢?
我们来看看藏文史料是怎么记载的。
之前我们经常引用敦煌文献《大事记年》的记载 ,可这份文献缺了从748—754年的大事纪,但好在《赞普传记》的第七篇里记载了南诏与吐蕃结盟的内容,可以用来补缺。
“南方之东(下)部,南诏地面,有谓白蛮子者,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,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,南诏王名阁罗凤者遂来归降,前来致礼。赞普乃封之曰‘锺’(弟),民庶皆归附庸,(吐蕃)地域,增长一倍。
以南诏王降归吐蕃为民之故,唐廷政权大为低落,且极为不安。
就南诏王而论,彼承事唐廷,忽转而以唐为敌,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驾前,其所陷唐廷之土地、城堡一一献于(赞普),临阵交战时,抓拿唐人有如屠宰羔羊一般”。
从文件的措辞上看,南诏与吐蕃结盟后,确实获得了“锺”的地位,南诏文献里说“约为兄弟之国”,也不算夸张。
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,两位文献措辞上的差异。
南诏文献在强调结盟之后,南诏的地位高,所以出现了“给金印,称东帝,约为兄弟之国”的记载。吐蕃文献则在强调赞普的绝对权威,所以着力强调“归降”的含义,出现了“城堡献于赞普,民庶皆归附庸,吐蕃地域增长”的语句。
两份文献对比着看,能明显感受到双方心态的差异。
这种差异将为日后的种种变化,埋下了伏笔。
鲜于仲通惨败之后,唐朝在天宝十二年(753年)做出了一次尝试,命汉中郡太守出兵重置姚州。但这次行动,被南诏绝粮道、围府城,大败而回。
就在种情况下,唐史居然出现了一条唐军大破南诏的记载。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六·唐纪有云:“天宝十一载六月,甲子,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,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,克故隰[xí]州等三城。捕虏六千三百,以道远,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。”
我们之前说过怎么看待史料记载的真实性问题,当时我说“有占地、有献俘的基本可以认为是确证无疑”。因为造假的难度有点太高,容易露馅。
这条就属于有占地、有献俘的记载,而且是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同志亲自审定的记载。
台湾学者王吉林先生对比各种资料后认定,这条记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,应该是杨国忠为了遮掩天宝十年的败绩,谎报了军情。[4]
从这件事上,可以看出如何看待史料记载的问题。
即便是伟大如司马光同志,也不能不保证写得全都对,该犯错的时候,一样会犯错。
天宝十三年,杨国忠再次筹划征南诏。
按道理说,当时的唐朝已经不具备再征南诏的条件。因为南诏和吐蕃的联盟正在蜜月期,二者合力的强度远远超过了劳师远征的唐军。
再加上鲜于仲通全军覆没的事,已在中原引起震动,百姓对云南的疫病和瘴气畏如猛虎,征召士卒难上加难。
但杨国忠不管这些,他派御史分道捕人,不从者铐送入营,百姓哭声震天。
杜甫目睹百姓为逃兵役,不惜自残肢体的惨状,愤而写下《兵车行》:
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
耶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。
牵衣顿足拦道哭,哭声直上干云霄。
……。
天宝十三年(754年)六月,唐军再次采用南北夹击的策略,剑南节度留后李宓[mì]率兵七万从北面进攻、安南都护府调兵从南沿步头路北上。
阁罗凤采用诱敌深入的对策,将唐军引到大和城后,坚壁清野,闭壁不战。唐军长途跋涉,粮草不支,又水土不服,受瘴疫之苦,“士卒罹(患)瘴疫及饥死什七八”。等唐军坚持不住了,准备撤军的时候,南诏联手吐蕃在路上设伏,唐军再次惨败。[5]
《南诏德化碑》上记载,“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,……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,竞角竞冲。彼弓不暇张,刃不及发。白日晦景,红尘翳天。流血成川,积尸壅水。三军溃衂[nǜ],元帅沉江。”诏曰:“生虽祸之始,死乃怨之终。岂顾前非而亡大礼。”
这两次征南诏都发生在天宝年间,史称“天宝之战”。
据统计,天宝之战唐军死亡的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人。
战后,阁罗凤还算挺讲究,他以“生虽祸之始,死乃怨之终,岂顾前非而亡大礼”,遂收亡将等尸,祭而葬之,以存恩旧。
我们今天去云南旅游,还能在大理下关镇看到天宝将士冢,这就是安葬阵亡将士的墓冢。
明朝将军邓子龙曾为墓冢题诗:
唐将南征以捷闻,谁怜枯骨卧黄昏?
唯有苍山公道雪,年年披白悼忠魂!
这期就讲到这儿了,天宝之战的影响,咱们下期再讲!
参考书目:
[1]、《边吏张虔陀与唐朝、南诏关系之破裂》_方铁;
[2]、《试论天宝战争与开步头路》_陆韧;
[3]、《唐、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》_陈楠;
[4]、《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》_王吉林;
[5]、《唐与南诏和战关系研究》_李秋华;